live house - 维基百科，自由的百科全书

live house（日语：ライブハウス ^{raibu hausu}）是指以現場演奏為主的小型音樂表演場所。該詞屬於和製英語，主要在東亞地區使用。live house主要演出搖滾、爵士、藍調及民謠等音樂風格。live house通常沒有座位^[2]，可容納數十到數百名觀眾^[3]。有時live house會同時經營酒吧或提供其他夜生活娛樂，某些設有舞台或舞池的餐廳或咖啡廳也有可能被稱為live house。

live house於1970年代初期隨著獨立音樂的蓬勃發展而出現。初期，其形式類似於搖滾酒吧，晚餐時段伴隨着現場音樂演出；至1970年代末期，場內座位被移除，並採用現今所見的形式^[4]。此外，1978年S-Ken Studio開業而引發的龐克搖滾運動「東京Rockers（日语：東京ロッカーズ）」也推動了live house的發展。到了1980年代，日本搖滾音樂界經歷了所謂的「樂團熱潮」階段，許多業餘及獨立音樂人先在小型live house初次登台，隨後便獲得大型唱片公司的青睞。live house因而逐漸淪為音樂人職業生涯的踏腳石，場館也變成音樂產業循環的一部分，這與其原先作為反叛樂團的地下表演場地的初衷相去甚遠^[4]。

新宿LOFT（日语：新宿LOFT）為東京較早成立的live house之一，該場館於1971年以爵士咖啡廳形式開業；另一家為「新宿RUIDO（日语：新宿RUIDO）」，創立於1972年^[4]。而京都較早成立的live house則有「COFFEE HOUSE拾得」等（名稱取自唐朝著名詩僧拾得）^[5][6]，該場館於1973年由舊清酒倉庫改造而成^[7]。

近年來，台灣、南韓、中國大陸的大城市亦陸續出現類似的場館，且許多地方均以「live house」稱之^[8][9][10]。

由於2019冠状病毒病期間實施的各項限制措施，許多live house的經營受到嚴重衝擊，不少場館被迫關閉；部分live house嘗試籌辦眾籌計畫以求生存^[11][12]。

在台灣，live house發源自臺北的搖滾音樂酒吧。早期音樂酒吧中，樂團表演僅為點綴。後來因1990年代樂團文化興起，音樂酒吧成為活躍樂團的演出場地，數量也逐漸增加，包括「Live Agogo」、「Wooden Top」、「人·狗·螞蟻」、「Scum」、「Boogie」等。這些音樂酒吧本來以翻唱西洋搖滾曲目為主，後因「Scum」帶頭規定必須唱原創歌曲，引發華語音樂的創作風潮^[13]。因為音樂酒吧等被歸類為八大行業之一的「視聽娛樂業」，受到政府嚴格管制，如選址、營業範圍等皆受限^[14]。為避人耳目，亦為強調音樂主體性，故逐漸改稱為「live house」。相比於傳統音樂酒吧，live house也安排週末下午時段或是低價的演出以吸引大學生和未成年客群^[15]。

2000年起隨著樂團文化的流行，live house也走入大眾視野。此時發展起來的live house有「女巫店」、「地下社會」、「The Wall」、「Roxy Vibe」、「圈圈叉叉」以及「聖界Live House」等^[15]。2010年，臺灣經濟部商業司新增「音樂展演空間業」營業項目，live house不再歸類為八大行業之一；但因為缺乏配套措施，實際上live house仍常被政府單位認定為酒店、KTV等特種行業^[16]。2011年台中傑克丹尼夜店火災事件引發八大行業整頓潮，多家live house遭到頻繁稽查和罰單，包括「地下社會」在內的部分live house因無力承受罰單歇業，也有live house遭政府勒令停業^[9][3][17]。此舉引發五月天、1976、拷秋勤、小應等音樂人的聲援和抗議^[18]。在live house業者不堪重負的同時，政府上下單位卻在「支持live house生存」的具體舉措上互相推諉、踢皮球，最終「地下社會」在幾次恢復停業後正式歇業^[19]。

20世紀八九十年代，搖滾音樂在中國大陸逐漸興起。最早的有「live house特质」的搖滾樂表演場所為北京崇文门的法国餐廳「马克西姆餐厅」。1990年代開始，全國各地出現了許多音乐酒吧^[20]。成都的「小酒馆」也在1997年創立^[21]。2000年後，以「live house」為名的音樂演出場所出現，包括「育音堂」、「愚公移山」、「VOX」、「MAO」等。「MAO」創意地採用在手背上蓋戳的方式檢票，成為中國live house的習俗。2017年綜藝節目《中国有嘻哈》、《乐队的夏天》的爆火，也帶動了live house的流行^[10]。

目前日本約有1,000家live house，其中僅東京就約有300家^[22]；臺灣現有37家live house^[23]。由於live house多以在地運作，因此演出樂團通常來自附近地區，具備在地聯繫及粉絲群。這些live house可採用各種經營模式，其中較為普遍的為配額制度，又稱「norma（日语：ノルマ）」（日语：ノルマ）。在此制度中，live house要求演出樂團售出預定數量的票券以彌補成本^[24]。若票券銷售不足，未覆蓋部分的費用將由演出樂團負擔，使場館本身免於承擔任何支出。此制度常促使小型在地樂團要求親友購票以勉強達到收支平衡。配額制度並未阻礙live house間的競爭力，其常透過事前甄選預定當晚演出樂團即可見一斑^[25]。此外，亦存在其他經營模式，例如要求所有入場觀眾必須購買一杯飲品；但因為與西方消費文化不同，前來聆聽音樂並不意味着必定會消費酒精飲品，導致這些模式可能面臨困境^[26]。臺灣的live house則以複合式經營模式為主，多結合音樂教室、酒吧、餐食等附加項目以保障營收^[14]。

live house的容納人數主要取決於場館規模。有些live house設計得小而親密，另一些則可容納數千人。一般而言，觀眾前來主要是為了支持特定樂團，而非僅因場館氛圍而入場。樂團更換往往會帶來觀眾群的變化。雖然live house通常提供餐飲，但觀眾首要目的仍是享受現場音樂，許多情況下，為了更好體驗音樂，觀眾甚至完全不飲用酒精飲品^[27]:100。

由於live house皆以在地運作，因此所形成的音樂場景亦具有在地特色。各大都市所形成的文化及圈層因城市而異，故東京的音樂場景常與大阪的音樂場景截然不同。live house常在在地層面發揮作用，其預約的音樂人多數皆為本地人士。這些音樂人的年齡與背景各異，但往往大多主張「維持創作主控權」，偏好此一方式而非與唱片公司簽約，以換取雖能提供更大創作機會卻以犧牲創意為代價的願望^[27]:89。在live house內，演出曲目通常為「underground」音樂（日语：アングラ），即不隸屬任何獨立或大廠牌之樂團所演奏的音樂^[27]:34。此類音樂風格可能涵蓋從重搖滾至emo，且常帶有強烈實驗性。為支持此種新型音樂探索，但又反對live house既定之經營模式，一些場館發展出後來稱為「音響系（日语：音響系）」的模式，其同樣富有實驗性，但在對觀眾與表演者要求上較低^[28]。

近年政治、商業界嗅到商機，大力投入演唱會、音樂節等文藝活動，而live house這樣的小型音樂表演對民眾的吸引力逐漸減弱。中國2023年全年大型演唱會、音樂節共121場，票房佔全國音樂市場總量達27%；在臺灣，2019年時節慶表演已佔全年音樂表演的2/3。在擠壓live house生存空間的同時，音樂人與觀眾的情感連結也受到影響：觀眾不再樂衷於與樂手互動，而是如電影散場般，在表演結束後即解散^[29][14]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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